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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认卷（ZC） 故乡杂感

一还乡

从前我曾用故乡题材写过几个短篇，在非同乡的读者看来，凡我所写的事件都很残酷，仿佛是几世纪以前的题材似的。其实我所写的在我自己看来还不够真实，实际情形要比我所写的更为残酷，因此后来我自己也不愿再写了。抗战十个月来，我一直在所谓“大地方”作文化工作，有时也到战地和闭塞的乡间跑一跑，到处我都看出来进步，于是我心头上的故乡就也大大的开明起来了。只要故乡情形好转，我时常快慰的想着，万一日后中原不守，敌人进攻信阳不下，迂回部队必出南阳大道，那时他就会碰上一头钉子，因为我的同乡们好比中国的哥萨克，素来以能打仗著称中原。

去年冬天，在开封上学的同乡们曾经开过几次会要我回到家乡去，我因为编《风雨》周刊始终留在开封，没有机会回乡一趟。几十位同乡青年们抱着一腔热情回乡作救亡工作，起初还时常给我写信，渐渐的音信杳然。我时时刻刻的想念着我们故乡，想念着那一群青年朋友，想念着许许多多应该开展的工作。现在我趁着旅途方便回来了，可是，那群青年朋友们有的成了绅士，有的沉默下去，有的为十元八元月薪的小差事而变了节，有的销声匿迹，有的在故乡一筹莫展，不知去向了。

在故乡，作救亡工作是不被县长和当权的绅士老爷们允许的。像我这样的人，一个单纯的抗战文化工作者，也不免被目为不祥之物，使许多老朋友替我担心，许多老朋友不敢同我接近。在文明地方，一个县长并没有什么可怕；在这儿，那权力之大就出你想象之外。一回到故乡来，我的心坎上就压着一个沉重的黑色问号：什么时候这儿才有法律呢？

一个县长和两三个当权的绅士勾结起来，大粮增加到每两银子二十一元七。除这之外，没有名目的派款数也无从数起。曾经有人控告县长附加大粮及苛捐勒派，不是被县长押在监里，便是被暗杀了。被暗杀的都是些倔强能干之士，懦弱的不有些被逼自尽了么？

下层政治机构本来早就应该刷新，可是到现在这刷新的成绩还实在不多。抗战十个月来失去了好几百县，却没见几个县长为城殉职。在北方，所谓好县长者大概是一些公事清楚的和手腕圆滑的明达之士，希望他们领导救亡很难办到。要讲到救亡，他们连起码的常识也不一定有。他们自己不组织和宣传民众救亡，也不让别人去进行组织和宣传，只知道贪赃枉法，苛捐勒派，有意无意的替敌人作了清道夫。曾经在河北作战的军队都感到老百姓不帮忙的痛苦，觉得百姓该杀。其实该杀的是“民之父母”和地方领袖们。我们要救救百姓！

二保甲长

我县是一个偏僻的县份，在河南是有名的土匪最多的县份，而现在竟成为阔人们的避难所了。热心地方事业的绅士们多是不久以前从省城回来的学界先生，新近有的做了区长，发了大财，买起好地来了。县长是我们的邻县人，一次就买了将近两千亩好地，使许多人看得眼红。这些人是否准备当顺民，我们不敢预先断定，只从这一点看来，真不能叫人十分放心。

不仅县长和区长们的情形是这样，联保主任和保甲长们也有很多发皇起来了。关于保甲长的黑暗情形，我可以举几个外县的例子瞧瞧。假若连保甲长的黑暗卑鄙也由我的桑梓找例子，那就太不替同乡捧场了。

镇平是河南的模范县，在一次募捐运动中保甲长们也发了不小的财。交过三两的银首饰，一经过保长之手就只有一两多了。有一个甲长把捐到新鞋留下一双穿到自己脚上，第二天打街上走过，被捐鞋的老太太扯住领子逼着甲长把鞋子当着大街上脱下来。

陕县抗敌后援会印制的抗日楹联，发给百姓，规定每副取值五分，可是当联保处散发的时候每副就变成一毛了。以上是两个小例子，要真收集起他们的“功德”来恐怕永不会收集完。因此，我觉得许多朋友要准备写《铁流》，写《毁灭》，而我最好是走果戈理的路子。不过，倘若果戈理是我的同乡，他大概要被人们暗杀的。

在我的故乡，整天杀，明杀和暗杀，杀得没有休歇，看地方当权者的意思是要杀得只余下一些奴才，流氓，让他们拥护自己做乱世英雄。呜呼，杀！杀！

三不动

在我的故乡无论谁都不敢活动。然而人是动物，所以又不能不活动。但各人的动法未必一致，有时往往是背道而驰，于是就有了“正动”和“反动”的分别。可惜自来没有人把“正动”和“反动”规定下一个标准，在张三认为是“正动”，在李四认为是“反动”，历年来不知有多少人为这点缠夹不清的糊涂题冤枉而死。如今这界限才算分明，就是，凡为抗敌救亡而活动的都是“正动”，凡为破坏及阻碍抗敌救亡而活动的都是“反动”，“反动”的就是汉奸。杀汉奸决不冤枉，所以也不必姑息。

如果照上边的原则行去，我回到故乡来就该整天烧纸吊孝了。因为如果那样我的故乡也得整天的杀，杀，杀。有许多人曾在“正动”和“反动”之间生活过，曾拿“反动”的罪名惨杀过异己，如今却一动也不动了。

人一旦不能活动，一定是失掉知觉，血液发冷，总而言之是死掉。死的该滚进坟墓去，悄悄的腐烂完事，把路子闪开叫别人走。如果不这样便叫做“尸位”，于别人，于自己，都没有好处。尤其对自己更没有好处，因为死尸在光天化日之下岂不是腐烂得更快，消灭得更快吗。有时已经死掉的偏要想挣扎着再动一动，结果就成了“行尸走肉”，倒不如干脆的消沉寂灭，免得大家讨厌，落得个无耻混蛋。目前我的周围虽然拥挤着“行尸走肉”，要把我压得不成人形，然而我不怕。我相信它们迟早会被太阳晒化的。

四汉奸

汉奸有两种。一种是广义的，一种是狭义的。前者是指一切只顾一党一派或自己的私人利益而忘掉整个民族的共同利益的无耻混蛋之辈，这种人虽不曾为敌人收买，却有意无意中替敌人说话，打击救亡战士，破坏抗战力量。后者是指一切已经被敌人收买的现成货。后一种是真汉奸，前一种是准汉奸，候补汉奸。

从汉奸的出身上说，大体可以分做三类：第一类是贪官，污吏，军阀，政客，为升官发财及保全地位而做了日本军阀的走狗爪牙，忠臣孝子；第二类是被失业的狂潮打击得迷三倒四，哭诉无门，既不会革命，又不会做贼，结果半推半就的做了汉奸的部下喽；第三类是一些最可怜的小百姓，平常受尽了压迫，剥削，饥饿，寒冷，一遇大乱时候就少不得趁火打劫，这叫做逼上梁山。东北几省及平津的失陷与第一类汉奸最有关系；第一期北战场的军事失利与第三类汉奸最有关系；至于第二类，他们处处发生力量，但却发生不了决定的力量。

第二期抗战以来，汉奸显然是日渐减少了。汉奸的减少大概有三个原因：第一，民众对于抗战认识的提高；第二，国军军纪的日渐向上，敌军军纪的日趋堕落；第三，抗战力量日见增涨，政府决心日见显明，最后胜利日见接近，使汉奸们心理发生动摇。但我的安分守己的同乡们如今还是被地方公务人员和绅士老爷们践踏得喘不过气来。他们像青草似的生满原野，平素软绵绵的任人践踏，经不得风吹，一吹就动。将来如果中原会战，这些小百姓就有决定作用了。

保定失守以后，从前线跑回来的人，骂北方民众没受过宣传，没经过组织，几乎是十人九汉奸。但宣传和组织都不是根本问题，问题是在如何使他们的生活多少好起来，为着生活才感到国家可爱，日本人该打出去。如果对民众生活不想法改善，纵然派出去的宣传员说得天花乱坠，他们也决不接受，因为我们过去空口说白话的时候太多了。何况日本人和汉奸们也有一套冠冕堂皇的宣传和一点点的实惠呢。有人说，自宋、元、明以来大众的生活就无法改善，现在一时也无从改善起，缓不济急的事情，不用谈，逢汉奸就杀便得了。但宋，元，明之所以亡，就亡在大众生活没有改善，宋末和明末处处有真汉奸，准汉奸，候补汉奸，也全是由于大众生活没有改善。如今我们还要蹈前代的覆辙么？

三民主义是一部殖民地自救的经典。如今我们对日抗战就是要实现民族主义，但三民主义有着连环性，任何一主义都不容易单独实现。民族主义是对外的，民生和民权主义是对内的，必须对内有办法，对外才能得到真正的胜利。为着中华民族的自由解放，我们只有本着三民主义所召示的路线，毫不犹疑的作去。

但这话在故乡一说，就有人摇头了，而且是非常慌张起来。好在这班摇头与慌张的人全是汉奸，和日本鬼子一鼻孔出气，管他娘的三七二十一！

（原载一九三八年六月重庆《新民报》） 继续阅读《四月交响曲（书号：11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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